原创-NO.1156
作者：霍小山
审核：喵大大 编排：汤圆
1913年3月，刚刚卸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正在日本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名义访问的孙中山，突然得知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消息：宋教仁被刺杀身亡！
宋教仁的被害，让孙中山从对袁世凯的信任中清醒过来，他决定再次发动革命，推翻袁世凯的统治。
中学时期的历史课本上，对宋教仁的介绍只有寥寥几笔，外加一张他被刺身亡的模糊照片，好像他只是一个被袁世凯除掉的无关紧要的倒霉人物。然而在我看来， 如果没有宋教仁，大清国就还能再苟延残喘几年。 正是宋教仁，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正确的革命战略，给大清国的历史画上了一道休止符。
可以说，宋教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颗璀璨的政治巨星，只是可惜的是，这颗巨星陨落的太早，以至于他的光芒没有被绝大多数人看到。
01 正确的革命战略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自立志推翻满清以来，就一直奉行边境革命方针。 具体来说，就是在以广东、云南等边境地区发动推翻清廷的武装起义，然后占领一个省，接着振臂高呼，天下就会云集响应。等各省纷纷发起革命，并建立起反清政权后，就可以逼迫清政府退出历史舞台。
这其中，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孙中山率领部队从越南方面进攻清军在广西镇南关的守军，可谓是最“边境”的一次。
但是 这种战略有个明显的缺陷，就是在远离清政府统治中心发起起义，即使成功了，清政府也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应付。 也就是说，清政府不会因为边境起火就张皇失措，轰然倒塌，相反，清政府还会觉得无关痛痒。
陶成章曾经激烈反对这种战略：“于东边防火，西边填砂，只是有害无益······在边境地方起兵，仅是损失兵力、浪费资金罢了，其祸甚大。”
尽管同盟会内部有很多人建议孙中山改变战略，将武装起义的地点改为在中国中心地带长江流域。但是孙中山坚持革命的韧劲有余，变通却不足。同盟会成立后，他又集中全力在中国边境发动了八次武装起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精神虽然可嘉，但是效果却乏善可陈——不然汪精卫何必要去刺杀摄政王。
在汪精卫刺杀未果，被捕入狱之后的两个月，宋教仁召集同盟会骨干在自己的寓所寒香园开会，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一为中央革命运动，推倒政府，使全国瓦解，此为上策，然同志都在南方，北京无从着手，此非可易言者；一在长江流域同时大举，隔断南北，使两方交通断绝，制政府命脉，此为中策，然此等大举，布置不易；一在边省起事，徐图中原，然前此用之失败，斯为下策。
虽然中策“布置不易”，但是 宋教仁认为，“则新军如为用，财政有人接济，中策自属可行” ，当时与会人员大多数都表示赞同。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再次失败。为了这次起义，同盟会足足准备了半年时间，可以说是倾尽全力，“孤注一掷”。孙中山后来在《建国方略》中评论这次起义：“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事虽不成，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不过，起义失败了就是失败了，黄花岗之役虽然壮怀激烈，但是对于当时的革命党人实可谓创巨痛深，就连黄兴这样的硬汉都曾经痛苦的几次自杀。
尽管因为这次失败，同盟会已经人心涣散，一蹶不振，但是孙中山还是不打算放弃边境起义的战略。领袖人物的坚韧不拔，走向另一个极端，就是偏执。
▲剧照中的黄兴、孙中山、宋教仁
那些主张在华中发动武装起义的人，见劝不动孙中山，就只好另起炉灶。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居正、赵声、陈其美、潘祖彝、吕志伊等人在上海组织起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计划在长江流域的主要都市策动武装起义。
同盟会中部总会虽然冠以同盟会的名义，却不再接受孙中山的领导，“总理暂虚不设，留以待贤豪”。毫无疑问，这标志着同盟会内部的分裂。
宋教仁当选为中部同盟会的总务干事，会后，宋教仁委派谭人凤亲自前往湖北，促成武汉地区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和文学社的联合，成立中部同盟会湖北分会。宋教仁则在上海继续写文章，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同时还制订了1913年在两湖及江淅同时起事的战略部署。
在谭人凤的撮合下，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准备动手。湖北革命党人派代表来上海，请宋教仁前去武汉领导起义。
不过宋教仁还未出发，10月10日，武昌起义就爆发了。由于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新军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上了湖北军政府都督的宝座。
武昌起义的爆发，看似是偶然，但其实是必然，这背后有着宋教仁领导的中部同盟会的积极运作。 回顾这段历史，清政府虽然当时气数将尽，但是还可以苟延残喘。如果没有宋教仁的正确革命战略，那么清王朝至少还能多活个几年。宋教仁对于推翻清王朝，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02 经营议会政治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与黄兴同赴武汉，进入了革命的军政府的核心。黄兴成为军政府临时总司令，负责指挥革命军作战， 宋教仁则一面负责外交工作，一面负责制订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及官制草案》。
这个草案宣布“人民一律平等”，规定了选举、言论、出版、集会、私有财产等重要权利。可以说，辛亥革命高喊的民主共和精神，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体现了出来。
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宋教仁出任法制院总裁，并在《鄂州约法》的蓝本上，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然而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两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孙中山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 宋教仁坚持要实行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 ，“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最后，胳膊拧不过大腿，新政府决议采用总统制，建立一个行政主导型的政府。
然而，孙中山只当了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就被迫让位给袁世凯。可是，在权力即将移交给袁世凯前夕， 临时参议院通过了由宋教仁起草的《临时约法》，约法中又将国家政体改为内阁制。 《北洋军阀时期史话》中对此评价，“临时参议院本身对国家大法不是采取了认真严肃的态度，而是感情用事”。
我认为这种评价有失偏颇，中国有着几千年大一统的集权专制传统，这种传统根深蒂固，国人又缺乏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在总统制下任何一个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向集权、甚至独裁。孙中山当大总统，国民尚且可以放心，但是袁世凯这样的“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当上大总统，很难保证他不会倒行逆施。
为了制衡袁世凯，就有必要用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宋教仁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 当时的革命派没有足够的武力来保证袁世凯在共和制的轨道上行走，就只能用制度设计来防止他“出轨”。 宋教仁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因此，内阁制既是辛亥革命的宝贵成果，也是保护辛亥革命其他成果的无奈选择。
袁世凯起先对于内阁制的建立有些紧张，但很快他就释然了，毕竟咱手里有枪——北洋六镇7万多训练有素的精兵强将。他任命唐绍仪为第一任总理，宋教仁为农林总长。至于孙中山，他在得到袁世凯的许可后，以“筹办全国铁路全权”的名义出访日本，为建设全国铁路网，寻求日本产业界的援助。
正如宋教仁等革命派的预料，袁世凯根本不愿受《临时约法》的约束，不到三个月，唐绍仪内阁即宣告垮台，宋教仁也辞去农林总长的职务。面对袁世凯的坐大，同盟会内部人心涣散，无力抵抗，章太炎甚至宣扬：“革命功成，革命党消。”
▲ 《建党伟业》剧照
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领导都专心去做社会工作去了， 谁来领导群龙无首、悲观绝望的同盟会？ 在这个火烧眉毛的关头，宋教仁站了出来 ，他担负起为同盟会振衰起敝的历史重任。
在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后，他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一些小党组成了国民党，并担任代理理事长。他希望在议会中以第一大党的实力组成责任内阁来削弱袁世凯的权力，防止个人独裁，继续走共和的道路。他在湖北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所作的演讲中指出：
“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如不能达成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任总理，亦赞助之。”
当时的宋教仁， 不过才三十岁，就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政党——国民党（此国民党并非我们熟知的那个国民党）的真正创始人和该党创建初期的实际领袖 ，为中国民主共和的事业画下蓝图。 这样的政治天才，在中国近代史上屈指可数。
03 共和原则被践踏
宋教仁在组建国民党后，随即南下沿途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在他的宣传下，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中都获得极大的成功，宋教仁为内阁总理的呼声很高。
袁世凯害怕宋教仁真的会利用内阁架空他的权力，因此对宋教仁极力拉拢，但是熟料宋教仁“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宋教仁一边拒绝袁世凯的糖衣炮弹，一边“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
平生之志，不在温饱，说的就是宋教仁这种顶天立地的人物。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按约法精神应由该党理事长宋教仁出任内阁总理。虽然这次选举因为有种种资格限制，全国只有不到10%的人参加了投票，但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选举，是首次由选民自己投票选出国会两院议员，它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说，
“此一时期，《临时约法》所体现的自由、民主、共和之精神，开始深入社会各个角落，参与政府的人数也与日俱增，自清末开始的法制改革及新法编制，也大有斩获。在古老传统的中国大地上，吹起了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新风气。”
可惜的是，这股被后人所赞扬的新风气并没有吹多久，就被袁世凯一手扼杀了。
袁世凯见无法利诱宋教仁，就动了杀心 ，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指使的刺客射中，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31岁。被刺时他嘱咐黄兴等人：“倘我身死，诸公对国事务望勇往直前。”
在弥留之际，他还致电袁世凯，
“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临终前，他还要身边的人提醒袁世凯“以共和为重”。
但是，宋教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结果可想而知。袁世凯在除掉了宋教仁之后，未经国会审议，就与英、法、俄、德、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大借款”的合约。这种赤裸裸的完全无视议会的操作，等于是在杀人之后，还要诛心。
如前文所述，孙中山在听到这个噩耗时，正在日本长崎。随即，他赶回上海，亲笔撰写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紧接着，他组织“中华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伐袁世凱，但是革命派在袁世凯的优势兵力面前不堪一击，不到一个月就宣告失败。
▲1912年，袁世凯接见各国使节
紧接着，袁世凯放开手脚，肆意践踏民主共和的一切原则。 10月6日，国会在军警压力下，被迫选出袁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造成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次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理由是“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并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推出新的《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
至此，辛亥革命成功以来的所有成果，在宋教仁被刺杀后，都被袁世凯破坏殆尽。
04 历史的遗憾
尽管孔子告诫后人“杀一无辜而得天下者，不为也”，但是后世那些信奉孔孟之道的中国人却并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心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血腥而又残忍，政治立场不同的人都欲以消灭对手的肉体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到了清末，这种情况依然没有丝毫变化：慈禧太后通过杀害戊戌六君子来打压维新派；康有为通过暗杀孙中山来打击革命派；汪精卫通过暗杀摄政王来打击清政府；蒋介石通过暗杀陶成章来打击同盟会内的倒孙派；袁世凯通过暗杀宋教仁来打击国民党······
宋教仁推崇法、美的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除了可以遏制政府的行政权力，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为不同的政治派别抒发已见提供安全规范的场合 ，相当于一个程序化、制度化的出口，供人辩论，代替了必须置对手于死地的大刀和枪弹。
1770年，爱尔兰政治理论家埃德克·伯克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认为代议制政府会产生政党，从而在组织辩论上起到有价值的作用，类似于法庭审判的对抗制。
后来第一个建立共和制度的美国，虽然建国领袖们都鄙视政党政治，认为“党派”或者“派别”是在致力于狭隘的个人私利而牺牲公共利益，杰斐逊甚至说“如果必须带着政党上天堂，我情愿不去”，但是两党制却成为他们对现代政治思想最持久的贡献。政党政治将民主文化的粗野能量引入有逻辑、有规矩的框架内，大家有不同意见可以在这个框架内合理合法解决，这样就避免了双方兵戎相见。
你可以看到，联邦党人和反联邦党人在议会上针锋相对，雄辩滔滔，势如水火，但是却不会出现血腥的杀戮。尽管杰斐逊在私下里曾买通记者撰写攻击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文章，但是他绝不会想到要把对手斩尽杀绝。
▲《建党伟业》剧照
袁世凯想要从宋教仁那里夺回行政大权，他的第一选择是给钱给官位，第二选择就是杀人灭口。 他没有宋教仁那样的现代头脑，他根本就想不到可以采用现代的方式来与宋教仁抗衡。 本来，他完全可以自己也组织一个政党，然后扩大宣传，参与选举，在国会内与国民党争夺主导地位。但是他没有这样的进步思维，所以他只能选择消灭宋教仁的生命。这种打倒政敌的方法虽然短平快，但是却给自己埋下众叛亲离的祸根。
历史非常的令人遗憾，宋教仁所创立的制度，如果可以真正的实施下去，中华大地上将减少、甚至是彻底湮灭那些腥风血雨。自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成立为止，中国千万人头落地，中国人民心中的创痛，不是寥寥数语就可以形容的。
宋教仁想终止中国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却想不到自己会被这种血腥的政治斗争方式所终结。 当谭人凤提醒他要小心袁世凯时，他却表示，“这只是对看不见的幻影紧张，不必担忧”。
他的疏忽大意，不仅终止了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终止了中国议会政治的梦想。
1913年，昔人已乘黄鹤去，白云千载空悠悠。